抱朴守一 师道尊严

　　中国读书人传统上于师长有尊亲之别。例如钱钟书先生便自道对他的清华老师吴宓先生“尊而不亲”。或许沈老师也难免使学生作如是观，其实他内心中的人情味是相当厚重的，只是由于性格与经历的缘故，他不愿也不善表达。最了解这一点的人自然莫过沈师母了。一次我去见导师，师母趁他未归之际抓紧时间对我说，你们可千万不要误解他呀，他一辈子就是这样的人，脸上严厉，可为你们是真操心，有时候急得晚上都睡不好觉啊！诚哉斯言。
　　此外我还要说，尽管有着严肃的个性基调，作为一个善良而有智慧的长者，沈老师的幽默感是绝不缺乏的。切莫以为我们在导师家上课的气氛始终如入学时那般凝重。在逐渐熟识后，随着心理的放松，喜剧性场面也便迭而有之。须知沈老师有一大排解不开的季节性苦恼来自他的口音，每年秋冬给本科生授课时都会不招自来。有次我们去上课，正逢沈老师授课归来，一见面就意态不平地要请我们作裁判，说他在讲马里旦的新托马斯主义法学时，学生们因听不懂口音反响强烈。我们问是哪些话听不懂？沈老师举例如“人权”与“神权”。于是我们请他用自认准确的发音再说一遍，然后不得不告诉他两者正好说了个颠倒。望着沈老师气馁之余又自我解嘲的样子，我觉得个中人的神妙处真是难与君说。
　　拉杂写了以上不少，但似乎还应就沈老师的学术思想方面谈一点我的认识。我想说，当时的中国法学可能确不免于幼稚，但判断这所谓幼稚的方法可能也未必成熟，如果它本身即未经分析思维的酸液洗涤。法学走向成熟需要一个过程，沈老师的毕生工作既是此一过程的见证，也是在过程中发生着“催熟”影响的要素之一。
　　星月往还，人事代谢。我受教燕园时的几位北大师长，丁校长和罗老师已位列庙堂之高，张国华与张宏生两位老师却已萧然作古，惟余我们的沈老师还在燕园老圃笔耕依然。沈老师执教北大已有50个年头了，50年如一日，一个人如此恒久地专注于一项事业，何其不容易。桃李下成蹊，天公多抖擞，人格可独行，文章能不朽。沈老师的风范，我将永远铭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