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同时已经成为整个国际生产链上的一环，并处在较低端，在这种情况下，劳资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有国际化的倾向。

　　常凯认为，作为衡量劳工标准最主要的指标，中国工资收入分配占GDP的比例，2003年不到13％，同期美国的这一比例为48％。而且我国的这个13％是笼统的收入，公务员的工资、高管的工资和老板的工资都包含在内。劳动者工资低，劳动力成本低，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经济学界有人认为，劳工标准低是中国的比较优势，但这种比较优势能否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路径依赖？是否有碍中国的经济模式转型？经济学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把劳动力市场等同于其他要素市场，但是劳动力市场有劳权问题，它不是个平衡的市场，它永远处在供过于求的局面，自我调节无法平衡，何况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规制还不完善。《劳动合同法》主要还是一些程序上的规定，比如劳动合同签订，怎样解雇，补偿金等，就劳工标准几乎没有直接涉及。

　　不过，立法者总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一个典型的情景是，现行《劳动法》所确立的原则也是从有利于劳动者的角度出发的，政府也建立了一整套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行政管理体系。但现实令人遗憾，这些法律原则及立法意志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

　　其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地方政府对GDP的盲目追求，而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仍依赖于投资，为吸引和留住投资，就可能放弃或部分放弃对劳动者权益的必要保障。劳动保护不力的“红利”成为吸引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此看来，创建劳资的均衡发展、和谐关系，都仍停留在观念层面，《劳动合同法》同样面临着《劳动法》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