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平正义说

    作为一种实施法律的“执法活动”，侦查目的应与法律的目的相一致，体现法律的基本价值追求。法律的核心价值，是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法治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公平正义的本意是“给予每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或者更简练地归纳为“各得其所”。作为一种法治理念，它是指社会成员能够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公平地实现权利和义务，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它既包括实体上的公正，即处理决定或结果上的公正;也包括程序上的公正，即过程与手段的公正。具体到执法工作中，其主要内涵包括：合法合理、平等对待、及时高效、程序公正等。[23]

    “公平正义说”，是基于法治主义而对侦查目的的新概括。它表明，侦查的目的不仅是“求真”，更是要“求善”，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才是其根本任务。它并不排斥对“实体发现”的追求，只是要求我们，“实体发现”也许仅是手段，而实现“公平正义”才是最高目标。为了实现“公平正义”，就必须注意兼顾、平衡各种价值目标，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利益。具体到执法中，必须做到以下要求：坚持秉公执法，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公正与效率并重，以公开促公正等。[23](75-71)

    三、侦查构造观

    构造或曰结构，是指事物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一定方式的相互关系。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目的决定构造，构造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侦查构造，就是指由一定的侦查目的所决定的，侦查主体、侦查对象及其他参与主体之间在侦查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相对与侦查目的而言，侦查构造是实现侦查目的的手段，它既为侦查目的所制约，又制约着侦查目的的提出和实现。

    基于不同的侦查目的观，存在着三种不同的侦查构造观，分述如下：

    （一）敌我斗争模式

    基于“专政”的属性观和“打击敌人”的目的观，侦查被视为一种“敌我”之间的较量，因而，其构造必然是一种“敌我斗争”模式。斗争手段，不外乎军事和政治手段。在革命战争时期，以军事手段开展侦查是一种常态。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侦查工作直接脱胎于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军队保卫工作，因而依然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文革”期间，检、法机构曾一度被撤消，由所谓“军管会”直接承担侦查、起诉和审判任务。时至今日，在侦查工作中，仍然充斥着各种战争思维、战争语言、命令主义、人海战术、运动情结等，可谓是“军事斗争”模式的残留。但总体看，建国后的主导模式仍是“政治斗争”模式，即运用“阶级斗争”手段开展侦查工作。在此方面，新中国曾有过惨痛的历史教训。自1957年“反右”后，特别在“文革”期间，由于“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各地纷纷“砸烂公检法”，并在“群众专政”、“群众办案”的名义下，滥施捕人、审讯、搜查、扣押、监禁之权，导致“冤假错案遍地，亿万人民深受其害”。

    “敌我斗争”模式，实际上是将“阶级斗争”理论直接引入侦查活动的结果。这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特定时期，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在阶级斗争已非社会主要矛盾的其他历史时期，再坚持这种模式，就必然会导致法制破坏、无法无天的局面。因为，它是以政治标准取代法律标准，以政策和个人命令取代法律规定，以群众运动取代了执法机关的专门工作，从而必然会导致“惩罚的弥散性”[24] ，使包括侦查权在内的国家刑罚权弥散于社会组织及个人。在此模式下，作为侦查对象，犯罪嫌疑人是政治上的“敌人”，是“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必须用战争征讨的人”[25] ，只能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而，在侦查方式和手段上，它并不考虑理性的交涉与说服，而直接诉诸于赤裸裸的武力和暴力。作为被打击、征服和改造的对象，犯罪嫌疑人在法律上不可能享有用以对抗侦查的各种权利和手段。侦查权的行使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所有社会成员的人身、财产和自由都没有保障，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