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报道  54岁的梁忍是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屯军沟移民新村的农民，在移民新村担任着“片儿长”的职务，就在三年前，这位憨实瘦小的农民还是附近凤凰城镇三里庄村的支部书记。

2005年，按照当地政府的规划部署，三里庄村实施了整村搬迁，全村60余户、300多口人兴致勃勃地搬进了现在的新居——屯军沟移民新村。与大多数人一样，在石头沟、石头窑里生活了几十年的梁忍做梦也没想到能有机会住上如今这样的房子，繁衍生息了几代人的那个“不适宜人居住”的村子也成了他记忆中的影像。

“过去出门便是沟，现在都住上了独门独院的大瓦房。小村一下变成了大村，加上周边团城、五家沟、大破村等地搬迁来的村民，近五六百户人家的村子坐落在国道旁，像一个集镇。”这位“老支书”职务虽然降了，但说起移民新村，心里还是甜丝丝的。

1月30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十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在逐年递增的基础上将在今年达到历史新高。作为十个涉农“一号文件”的最大受益者，农民究竟有何感想？

“实惠很多，担忧也不少。”这位从退耕还林区走出来的农民说，“希望退耕还林的补助标准能考虑物价上涨因素，适当提高；希望地方政府能在当地发展其它产业或引进一些企业，以解决当地农村劳动力闲置的问题；希望中央出台‘一号文件’能继续关注‘三农’，给予老百姓更多实惠。”

实惠：从寒心到自豪

1978年12月，当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大队的十八户农民因食不裹腹，冒着巨大风险签订了分田和包产到户的契约时，远在山西平鲁的梁忍也正经受着同样的困苦。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

随后两年，中共中央又相继出台第二、三个涉农“一号文件”，不仅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把土地承包期延长到15年以上。

“原来在大集体劳动，一年累死累活挣下的工分，到头来还‘顾不住嘴’，还要倒欠生产队里的，日子过得令人寒心。”对于那一段经历，梁忍至今刻骨铭心，“82年时，土地开始下放，田地、骡马等大牲畜全分到每家每户，村民的劳动积极性一下就高了起来；后来，人民公社时的饿肚子现象几乎没了，家家户户都有了余粮；一收秋，粮食堆满仓，心里就踏实，经常还用余粮换一些白面、大米等细粮或给小孩们换一些水果吃，手头也有了一些活钱……”

虽然梁忍对每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具体内容不太清楚，但近年来给他带来实惠的几件大事，他却一件不拉全记得清楚。

“2004年，政府给我们免除了农业税，原来的摊派、提留不用上缴了，农民的包袱一下轻了，虽然种地收入不多，但省下的就是赚下的，每年也能节余下不少钱……”

“2005年之后，好事更是一桩接着一桩，先是全村移民搬迁到屯军沟新村，另外耕种的150亩耕地全部进行了退耕还林，每年领取补助2万元；我们全家都加入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看病也不发愁了；65岁后还可以领取基本生活保障金……”

梁忍告诉记者，如今已经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他闲不住，正在与人合作搞一个粮食加工厂。

在屯军沟移民新村，梁忍指着不远处一栋漂亮的二层楼，向记者介绍：“那是村里的学校，多阔气啊！国家不光免除了学生的学杂费、书本费，住校生国家还给补贴，与原来相比可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虽然自已的儿子已经在省城读了大学，但这所漂亮的学校还是令梁忍这个当地村民颇为自豪。

担忧：补助款八年不变

梁忍也有些对现状的担忧。

朔州市平鲁区（原平鲁县）是远近闻名的煤炭大县，但境内煤炭资源分布不均衡，南部富煤，而北部山区则资源匮乏，因而该区北部山区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只有种地一条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