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松民  

    “名人、富人找情人，甚至形成事实性重婚的现象越来越多”——在广西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一些政协委员严肃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指出，名人、富人重婚是对我国婚姻制度的一种挑战（1月30日新华网）。

　　名人富人的社会影响力很大，他们进行“事实性重婚”，使得婚姻法的严肃性荡然无存。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名人、富人“事实性重婚”的后果，不仅仅限于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它还有影响更为深远的社会危害。

　　虽然从理论上说，重婚犯罪的主体也可以是女性，但单就名人富人这样一个特定的群体而言，“事实性重婚”的主角一般都是男性，正如报道中那位浙商所说的那样：“现在有些‘有头有脸’的人，有两个甚至更多事实上的‘老婆’，并与这些‘老婆’生育有小孩。这些‘老婆’彼此之间虽心知肚明，却相安无事，朋友圈子里也认为这种现象无可厚非。”

　　这就意味着古老的妻妾制度，已经在事实上复活了。这一现象的社会危害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这是对女性的一种贬低，是一种反文明的野蛮现象，因为女性再次沦为了男性的附属品；二是这意味着既然一个男性可以同时占有多个女性，那么至少有同样数量的男性，被剥夺了结婚和繁衍后代的权利，而这是他们理应享有的基本人权。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在名人、富人群体中已经相当普遍的“事实性重婚”现象，是在目前中国男女比例已经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发生的，2005年的一项统计显示：中国新生男女婴的比例是120：100，若干年后，达到婚龄的男性公民将比达到婚龄的女性公民多出6000万左右。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有可能造成爆炸性后果的社会问题，而名人、富人“妻妾成群”的现象，则加重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但让人感到不安的是，目前政府、社会对这种危险的趋势，却基本没有“刹车”的手段。因为道德和舆论的谴责，对这些名人、富人而言，实际上并无约束力。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舆论的激励机制甚至相反：有情人才是有面子的。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虽然刑法将“重婚罪”规定为刑事犯罪，但又将其归入“自诉案件”，也就是说，检察和公安机关不会主动介入这类案件，当事人告了，法院才会受理。而自诉案件又是可以调解的，名人富人即便是被起诉，也有足够的手段让自诉人撤诉或和解。

　　应该说，这样的规定在重婚现象的社会危害还不突出的时候是恰当的，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很大，名人、富人，加上腐败的官员，已经在社会财富资源里占有了很大的份额，现在他们又通过“事实性重婚”的方式，把女性也作为一种资源，实行排他性地占有，这无疑是一种有可能诱发激烈的社会冲突，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因此刑法原来的规定，也就不再适宜了。

　　鉴于重婚罪的社会危害性已经大大增加，建议将其从自诉案件调整为公诉案件，由检察机关直接进行侦查并提起公诉。即便不能立即消除名人、富人的“事实性重婚”现象，也可以防止其公开化，合法化，为化解未来可能发生的社会冲突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最近，中央对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涉嫌重婚犯罪的处理，已经显示出了这种变化的某种端倪，这是令人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