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的问题和上面3个问题一样，最终都导致我们的审判权威性下降。这个问题不解决，司法怎么权威，怎么独立？我就和人说，如果等生效判决出了再开庆功大会，再授予革命烈士，恐怕司法透明度、公开、公正都会好很多。为什么很多人怀疑崔英杰要死了？多半因为前面这个革命烈士。于是这个审判还是很心惊肉跳。革命烈士这个判决必须在判决出现后再说。包括荣誉授予等以上4个问题，都该反思。　

　　后面第五点是我感兴趣的问题－－被害人的国家补偿问题　

　　《光明日报》有文章这样说“崔被判死缓，但李志强的妻儿没有任何的赔偿。在审判中，被害人也放弃了赔偿，毕竟崔都穷这样了。但国家能无动于衷么？”也许这个案件不典型，毕竟李志强是革命烈士，或许会有其他补偿。但如果这个案件和马家爵案件一样（4个同学被马杀害了，放弃民事赔偿，也是其没有能力赔偿。）可能就要思考这个问题了。马家爵案件还是引发了一个问题－－国家补偿该如何建立？在这个问题上，山东省首先推出观点“被告人没能力赔偿的，国家给予一定补偿。”　

　　为什么要建立国家补偿呢？根本原因是附带民事诉讼有局限。附带民事诉讼终究依附与刑事诉讼，于是没有办法按民诉讼走。比如，继承和离婚外没有办法财产分割。那么于是如果一个人被判刑，无法财产分割，就没办法应用财产保全等民事诉讼中惯用的方法。另外一个问题，附带民诉必须是物质损失，即犯罪带来的误工费、丧葬费等等。这就有可能不合理。比如有个幼女强奸案。9岁小女孩被强奸，但法院只判了35.8元。这就是法院的回应，它是保护弱者么？如果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还有说法，但又不是，这里附带民诉的公证性恐怕就没法谈。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国家去哪里了呢？我们是纳税人，难道我们不该得到国家的救助和补偿么？（在很多国家中，国家补偿一般发生于2个条件：被告人没能力赔偿，暴力案件。）　

　　这里就是想说：崔英杰案我们也要注意到－－被害人的孤儿寡母也是受害人。受害人的补偿是个问题。　

　　我评论到此。　

　　王锡锌先生讨论：　

　　崔英杰案件作为公共事件，陈瑞华老师已经谈了刑事正义等等，说得非常的清楚和深刻。我想从不同的视角来和大家交流。如果有个题目，我想叫－－《城管执法中的符号和暴力》。　

　　执法本身就可能是非法的，但我们看到他们执行规则。规则本身作为符号存在，并且体现暴力。在城管执法中最直接的就是把东西拿走，抵抗就是物理暴力。　

　　从被告角度说，死者角度说，本案都是悲剧，是两个符号冲突中的悲剧。城市边缘的人和城市的管理者，两个符号。暴力的问题，在城管执法中是最明显的，我最近也在看材料。我从baidu搜索暴力抗法，有250000多词条；暴力执法，120000多词条。这两个暴力是相互关联的。城市中的暴力都是互动的。城管的暴力是为了某些符号的兑现。陈老师讲的微观技术和宏观制度之外，我想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