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故意杀人罪。其实公安移交检察院的是“故意伤害致死”，理由是其为激情犯罪。证据么，比如后来崔英杰还还电话问“没事吧”。这都证明其没有杀人的故意。但是到了检察院，改为故意杀人罪起诉。理由是：明知但放任，即刑法上的间接故意。刑法中间接故意杀人和过失有时很难区分的。法院最后采纳公诉方意见，说间接故意杀人。这个不同于直接故意杀人，社会危害性要小，而且常常以结果发生为依据。于是辩护方的辩护没有成立。这里有一部分民众对辩护律师提出意见了，因为其对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没有涉及辩护，而仅仅针对故意杀人罪。我觉得可能辩护律师受英美法影响大，即只辩护起诉罪名。于是也有人认为，辩护完全可以对故意伤害致死也辩护一点。　

　　从法律人角度，究竟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致死。我相信二审会有说法。我认为至少2点能成立：1其与有预谋的杀人不同，是典型激情犯罪。2即使构成故意杀人，也是间接故杀。间接故意杀人在实践中判死刑的几率很小，于是判死缓就很正常。我想说，法院面对两方博弈，仍能顶住压力改判死缓，充分体现了法院慎用死刑的态度，我很赞同。在证据有瑕疵时，作有利于被告人解释，这是对的。　

　　在和谐社会，宽严相继的大背景下，法学家发出“疑罪从轻”，呼应人民声音，从而作出了死缓的问题。以上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司法如何独立，如何反应民意。这是我想谈的第三个问题。　

　　从孙志刚到崔英杰，民意在中国今天，作用日大，不能为刑法学界忽视。所谓“民意”我想包括2个方面：1悲剧发生后，对官方权力的谴责。如孙志刚案件后，民意对任意施暴的一方及其愤慨。从重庆钉子户事件我们也能看出，只要和官方和私人发生矛盾，民意多半站在弱的一方，去抵抗国家强权。2 2003 年刘勇案件，民意又对官商勾结表达愤慨，特别表达对一定腐败导致放纵被告人这个现象的愤慨。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崔英杰不要忘记刘勇，这2种民意都要注意。两种民意虽然不同，但本质其实都指向制度，这个是共性。民意的声音导致对制度的批评和反思。孙志刚案件指向的是收容遣送制度，刘勇案虽然没有改革制度，但讨论了“死刑，刑讯逼供要不要非法制度排除，程序正义引入中国如何看待？“等多个问题。其讨论也最终指向制度。最近两年，chuxianlin（？）案件，讨论的是”辩护权得不到保护“等等，也指向制度。今天，崔英杰案件也指向制度。如果个案能推动对制度的反思，那么民意就不仅仅影响了个案，也影响了制度建设。在这个意义上，民意绝对是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　

　　但是面对民意滔滔，其实我们的法院多少还是显得有点被动。死缓的判决使其躲过一截。但试想如果判决书的37个字表述的是死刑，恐怕民意就要指向它了。于是这个判决其实说明不了司法程序已经充分公开透明。现在，在司法不公开不透明的情况下，强调司法独立其实未必是好事。没有独立可能带来不公，但没有公开透明，同样很可怕。这是我的第三点评论。看司法独立和民意的关系。　

　　第四点：司法权威，无罪推定　

　　从5/11到5/16，5天，城管李志强就被授予革命烈士。有的人针对这个就说“这个其实和无罪推定有点矛盾。”我研究看，其实革命烈士只是一个问题。刑事司法还有3个类似的问题：1案件刚刚侦破或移送前，公安就召开立功嘉奖大会。媒体还渲染，当地党政一把参与，参与人员带红花受嘉奖。这个拿云南的杜培武案举例。其实杜案就是个冤假错案。嘉奖的结果是，全体专案组里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