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英杰案是一场悲剧。一审判决看，这个是犯罪案件，判的故意杀人罪。那么其首先对被害人和其孤儿寡母都是巨大不幸。对崔英杰及其家人亲友也是巨大不幸。崔英杰，其案发时23岁，现在也才24岁。按照我们国家的刑罚执行体制，其在44岁前必然难以回归社会。　

　　尽管崔英杰案是巨大不幸，围绕其有各种说法和争论，但这个其实是既孙志刚事件后为数不多的公共事件。作为法律人，我们要从悲剧背后看到其折射的法律问题。这是法律人责无旁贷的义务。　

　　我们暂且不管结果就看问题的方方面面。这个事件首先引起我高度重视的是，围绕这个事件，产生了2种声音。

　　一个来自法学界、公众的声音，通过媒体等等。这种声音的观点主要是：（1）崔英杰是弱势群体的代表。其从河北来京，为生工具仅有三轮车。这里细节上我们需要注意，其曾经有旧三轮车，但已经被没收。现在这个是借钱买的第二辆新的。这就说明崔英杰的生活非常窘迫。这样一个窘迫生存的人，遭遇执法暴力，而且没有告知，个人仅有的财产又被没收成公共财产了。其实这个没收与行政处罚法不合，法上有警告，吊销执照等等比较温和的手段。但现在选择的这个是比较严厉的，而且没有告知。这个与现代执法理念是否相合值得探讨。（2）崔英杰激情之下杀人是事出有因。在本案过程中，其曾经放弃不想要车。只是因为其雇佣的女子苦苦哀求，他才重新进入人群并且激情持刀捅人。基于事出有因，年轻人又生活所迫，很多人就说他不该判极刑。我在网上也看到一些人的评论。比如有人写：“那些富豪可能从没想过城管如何执法，但平民却对城管执法司空见惯。城管呼啸而来呼啸而去，两面堵。把称砸烂，把水果踢飞……空气弥散煤球遇到水后散发的难闻气味。小贩苦苦哀求，城管凶神恶煞。……”这个来自一个人的blog。在比如“当弱者生不如死就会铤而走险。崔英杰与其饿死，就不如拼个鱼死网破。”这都是是主流的声音。这种声音压倒了后一种。　

　　另一种声音相反。我查了来自城管的反应。有人说：“李志强已经死亡，是被告人抗法的结果。只有死刑才能维护城管尊严。”另外还看到一篇文章，叫做“向暴力抗法亮剑”。所以说严厉打击犯罪分子、严惩暴力抗法的声音，虽然微弱也是有的。另外一点就是革命烈士的授予。非常有趣的，本案2006/8/11发生，5天的时间，北京市政府就授予李志强革命烈士。也许这个有道理，但我们还是不得不问一句“授予的证据在哪里？”毕竟这个时候法院还没有立案。恐怕城管的记载描述成为了市政府授予的基本证据。于是也难怪有人认为“对被害人政治上的高调评价可能会影响被告人的判决。”　

　　作为一个法律人，我觉得第一种来自民间和法学家的声音要关注，但另一方的声音也要关注，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前者人数之多声音之大实属罕见。但后者也不能忽视。我很想看看法院对于死缓判决是如何反应的。（现在判决书只有寥寥37个字。）我们的司法应该如何面对这两种声音，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这又让我想到刘勇案当年的判决书，好像写的“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条件，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4年了，我们的判决理由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这个很值得我们思考。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我们的司法该如何面对两种声音？　

　　下面我们从辩护词切入。Xialin（？）律师为其辩护。我没有办法下载到判决书全文，但可以从辩护词来看。辩护律师的辩护，从2罪展开。妨碍公务罪和故意杀人罪。前者的辩护：1我们知道妨碍公务罪必须要有公务的存在。辩护的观点就是证明没有公务存在。其理由是城管并没有经过正式法律授权经审批，于是城管本身的合法性值得探讨。2城管本身其实背离现代法律程序。现在我们这方面的重要法律《行政处罚法》更多围绕人身自由，在个人合法财产上没有罚没财物，只有吊销执照。于是城管罚没公民财物法无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