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黄不接时代的苦闷

　　王名扬之所以大器晚成，是有原因的，这里面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个人的因素，王名扬所走过的道路以及他所面临的问题，恐怕在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中间，是有着代表性的。简单地归责于任何一方面，恐怕都会失之偏颇。
　　1948年，王名扬考取了国民政府最后一届公费留学资助，前往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去留学之前，他更多的兴趣在国际法方面，就这点令很多人纳闷，大家都以为王名扬在法国学的还是国际法，殊不知在那里他却成为行政法门下学子。
　　1949年之后，海外对刚刚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了猜疑。刚刚到法国不久的王名扬，就和同在巴黎的二十多个中国留学生中，组织了一个“星五学会”，在每周的星期五聚会，自发地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刚开始时王名扬对此不甚积极，一直到后来被推举为“星五学会”的主席，才积极组织了几次活动。尽管“星五学会”很快就解散了，但是王名扬对于马列主义的学习却并未停止。他不光在学习之余担任《侨报》的编辑，甚至在1954年5月9日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时，以一个留学生的身份主动给周恩来写信，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中美关系提出建议，在周恩来回国时，他再次致信就内政问题提出建议。
　　王名扬正式下定决心回国是在1956年。王名扬自述：“国外读书时，看到祖国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飞速发展，看到祖国前途无限，非常兴奋，决心回国参加建设。”
　　1958年王名扬才回国。回国前，王名扬“稍做准备，以便更好地适应”形势。在回国的途中，王名扬在莫斯科停留了一段时间，希望对苏联有个初步的接触，“回国以后，希望取得一个机会去苏联工作，一方面增进俄文，一方面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制度了解更深刻一点”。只是回国后，王名扬并没有机会再去苏联，即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工作。
　　后来的事实显示，至少在1962年北京政法学院解散前，这个学校对于王名扬并没有给予多少可以研究学术的空间。王名扬到来后不久，即一腔委屈：“我现在感觉非常空虚，从前所学的那些东西，现在很多不能应用了。对于新东西的学习呢？我才开始，程度实在太浅了，在情绪上不免伴有青黄不接时代的苦闷。”也正是因为如此，王名扬才给人留下了那些“反动”言论。
　　王名扬的这些言论，今天我们看起来可能觉得没什么，但是在当时却给他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压力。在六十年代，王名扬依然翻译了凯尔森的《共产主义的法律理论》，这本书直到2004年，才被列入许章润、舒国滢主编的“西方法哲学文库”，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只是这些终究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果我们能明白这一点，就会明白为什么组织会让他去北京外贸学院教法语，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王名扬会被下放到河南固始、息县去劳动，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王名扬终究大器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