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才41岁的田成有是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最年轻的副院长,也是云南法学界最年轻的学术带头人。我与他有过两次接触,一次是在我刚从北京调到云南不久,一次朋友聚会上,他质朴
、热情的个性、机智幽默的谈吐和平民化的举止,使我浑然忘记了他的高官身份。再就是最近的一个晚上,他特别邀请我们到他家喝茶,在他的书房里,我一边品茶,一边左顾右盼四壁的图书,一边听他谈为学为法的人生经历,谈他对法律的见解,他的博学、儒雅、敏锐、激情以及奋发向上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乡土走来的年轻法学家
田成有出生在素有“滇东门户”的富源县的一个小山村,家庭浓厚的文化气氛、整个乡村的落后和一个农家孩子对山外精彩世界的向往构成了田成有的“儿童世界”。十七岁那年,田成有走进“会泽百家,致公天下”的云南大学校门。从此实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第一步跨越,成了自己家乡第一个从山村走向城市的大学生。在大学里,他把所有的时间和情趣全部投入到学习中,被同学们喻为“小月亮”———因为他总是披星戴月地读书、学习。喜读书、读好书成了他生活的主题曲。天道酬勤,1986年,田成有从云南大学法律系毕业,并顺利考取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西政浓厚的学术空气、厚重的学术底蕴、探讨问题的热烈氛围,使田成有如鱼得水。三年的学习期间,他勤奋执著,不断在各种刊物上发表颇有见地的学术论文,在法学界初露锋芒,成为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中的佼佼者,学院的经历也奠定了他求学问道的事业。
研究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云南大学法律系任教。不久,他到峨山县检察院反贪局锻炼。在实践中,他认识到,知识分子不可自命清高,既要登庙堂之高,也要处江湖之远,要从书斋走向社会。1990年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走出空泛,走入实际》的长文,表达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体验。文章引起热烈反响。从此,他把法学理论的研究与法律实践中的问题结合起来,以现实法律问题、农村法制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切入点。在研究中,他从问题入手,根植于本土、立足于中国,从高处着眼,从小处落脚,大胆进行分析论证。相继在《法学研究》、《法学》、《东方》等国内著名杂志上发表文章,出版6部专著,成文一百多万字。由于田成有的法学研究命题新颖、研究扎实、方法独创,很快在云南乃至全国的法学界崭露头角,1997年破格成为云南大学最年轻的教授。
从学者到副院长的“蝶变”
正当在学术研究上不断攀登、硕果累累时,田成有却转向了实践的道路。他说,这不是背叛而是殊途同归。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统上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学以致用、经世济民是治学的最高境界。法学的生命在实践,不仅要读万卷书,而且更要行万里路,不只是埋头做学问,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用学术指导实践,用实践丰富理论,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所以他要在另一条道路上服务社会,实现自己的超越。1999年田成有加入致公党,2002年当选致公党云南省委常委,他代表致公党云南省委积极提案,参政议政,提出了深受云南省人大、省政府、省高院高度重视的优秀提案。2002年10月他被任命为云南省财贸学院副院长。正是在这个岗位上,他初步显现了书生问政的领导才能。他与同事们一起将财院的法学系提升为法学院,在云南省第一个将大学图书馆数字化,对学校的学科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2005年他调任云南省高级法院副院长,成功地完成了从纯粹的学者到高级法官的“蝶变”。
从学者到法官,许多人有一个痛苦的磨合期,在田成有身上,这个磨合期很短,一是他从来就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书呆子,他经常关注时政,深入实际,了解人情世故;二是他在财贸学院副院长的位置上,初步经历了“官场”的历练,为他担任高院副院长的工作做了铺垫;三是他分管法官进修学院、研究室、新闻中心的工作,与他的学者身份有直接的联系,所以工作起来得心应手。他上任不久,就主编了《司法公正与法官素养》一书,提出在中西部地区提高法官素质的重大课题。作为省高院副院长,他亲自带头办案,狠抓全省法官教育培训和调研,积极倡导办精品案件,培养知识型、学者型法官,全力提高云南法院系统“司法公正、一心为民”的能力,并在法官进修学院基础上,积极筹备成立法官学院云南分院,利用他在法学界的影响力,外聘教授,提高培训质量,使法官学院成为培养云南法官队伍的“黄埔军校”。他主张法院必须开展有量的学术研究,要重点破解司法实践中的难点问题,并亲自为研究室制订研究计划,指定研究课题。他还还积极倡导法院的文化建设,培育法院精神,他主持撰写《云南法院文化建设发展战略报告》。在法官中营造一种探讨问题、研究业务、讲究操守的风气,将一股奋发有为、改革创新的新风带进了高级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