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的区别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大的障碍”

　　英美(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区别与联系是我国学者长期研究的主题，如何促进两种法系的融合，在跨国法律合作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是人们关心的话题。
　　习惯于判例法的思维如何适应成文法，两种不同的体系如何协调？程乐其对此的解释和体会让人觉得举重若轻。“所有的法律系统都用分析来解决某一个问题。”尽管美国属于普通法系，中国属于另一个法系，但程乐其并没有感到太大的障碍。他举了一个例子：在美国做检察官办上诉案件，必须研究法院的判例，因为观点必须引用判例支持，你的辩论应该符合逻辑。在中国也一样，尽管没有判例，但必须引用某一条法律或司法解释的逻辑也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在美国有一个新的概念：量刑指导。对于这个新的概念没有什么判例，所以你必须好好给法官看你的分析，这样的做法和中国类似。所以我觉得我们两国的区别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的压力和障碍。”言语间程乐其一直保持认真思考的状态，正襟危坐，仔细听取记者提问中的每一个字，时不时用一张折叠起来的毛边纸拭去头上细小的汗珠，尽管空调的温度开得并不高。
　　作为一名美国官员对中国的刑事诉讼系统进行深入的研究，程乐其并不认为其中存在很大的障碍。“基本上，我们跟中国政府部门有很好的关系。”但是，程乐其感到工作中有遗憾的地方是，“如果我想研究中国的法律或司法解释，(研究)书面上的东西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想多了解中国法律的实践，中国的司法现实是什么样的话，我一直缺乏(这方面的)足够的经历。”因此，他下一步的打算是了解一个法律程序怎样被法院具体地执行是他关注的一个方面。“这(了解中国实践)不是困难，是下一步的打算。”他强调说。
　　“有一个例子可以让你知道我的角色是什么。”程乐其顿了一顿，“去年12月最高法院公布司法解释，说二审全部要开庭。但‘开庭审理’这个概念让许多西方学者疑惑，因为他们把开庭审理跟公开审理混淆了。而我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搭建一座交流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