廊坊民主法制网___新中华法系的诞生？——从三大法系到东亚共同体法

新中华法系的诞生？——从三大法系到东亚共同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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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哦法律信息网

发表日期:

2006-12-26 9:12:35

　　其五，与本国法的关系。全球化背景下的东亚共同体法与传统的民族国家法律在分析框架上会有所不同，因而要正确恰当地处理好东亚共同体法与东亚诸国法之间的关系。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经济的门户开放、跨边境流动、跨国交易和合作，国际机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的加强和范围的拓展，移民社群、移民文化带来的跨民族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对传统民族国家法律的绝对性形成了一种相对的束缚和制衡。
　　但是，即使是在当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法律文化，在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作用下，受制于特定国家的政治体制、历史传统、社会习惯、地理条件、人口状况等因素，总是走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即“法律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因而，有学者认为，在法律全球化的过程中，特定地域范围内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的独立性是客观存在、不容置疑的，但其受到冲击也是必然的。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东亚共同体法，应当既要体现民族性、地方性和特殊性，又要体现普适性和共性，既要体现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又要体现国家主权的相对性。这是作为制度文明的法律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必然结果。
　　（二）东亚共同体法的发展前景
　　二战以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惊人的发展，空间距离魔术般缩小，生产的全球化、市场的国际化不断向纵深推进，国与国之间交往也日益频繁，这自然要求各国在建立统一、公正、有效的法律秩序方面通力合作，消除各国法律之间的差异和障碍，从而使国内法与国际法、本国法与外国法之间出现融合的趋势，促使当代法律文化朝着区域化、统一化、一体化方向发展，而东亚共同体法的形成正是这一趋势的表现。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入，政治一体化业已提上议事日程，东亚特性、东亚意识正在逐步形成的背景下，东亚共同体法的形成尽管困难重重，但是由于其符合东亚国家的根本利益，再加上近年来出现的诸多有利因素，东亚共同体法必将在不远的将来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新世纪里，东亚共同体法将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回应人类所面临的普遍问题，而以人类一部分之独一无二的经验贡献于人类的全体，东亚共同体法的历史意义，应当由这里去寻觅；其伟大卓绝之处，也应当从这里去体认。
　　

注释与参考文献

　　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概要》，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第6版，第53－59页。就总体精神而言，陈顾远认为：“中国固有文化无庸否认为农业社会文化，然无论如何，终系本于中华民族精神而表现之文化。虽奠离乎农业社会的基础，然在文化本身上，则始终把握人文主义民本思想而不曾松懈一步。因而中国法系于‘国法’之外，而仍同时重视‘天理’，重视‘人情’以表现其特征。”对此问题的具体讨论，可参阅徐忠明：《中华法系研究的再思》，《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年春季刊。
　　在某种意义上，东亚诸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就是法律移植的过程。
　　日本于1923年移植英国的陪审制度，颁布了陪审法（1928年10月实施），规定由12名陪审员组成陪审团；陪审员的资格受在日本居住时间、纳税数额、文化水平和性别的限制；陪审只适用于一部分刑事案件；陪审员虽然有权对犯罪事实作出判断，但此权的行使受法院的约束；陪审分法定陪审和请求陪审；等等。该法律虽然已对英国的陪审制度有所修正，但仍因不符合日本的历史传统和缺乏民主法治的现实而归于失败，于1943年被宣告停止施行。在《陪审法》实施的十五年间，实行陪审的案件不过483件，接受陪审审理的被告才611人。
　　东盟与中国、日本和韩国“10＋3”合作机制直接源起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于1990年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设想。1995年，东盟国家首脑在泰国曼谷举行会议，正式提出了召开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倡议，“10＋3”合作自此进入筹备阶段。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为应对危机，东盟加大了推进地区合作进程的努力。同年底，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首次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10＋3”合作机制正式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