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北京市怀柔区矛盾调处大厅见到了东庄果农孙学成。他说，几年前开发商租占村里土地时，他家的1000棵板栗树刚刚挂果，怎么赔偿他的板栗？几年里一直没个让他能接受的说法。前几天，镇里对他的信访有了答复。可他认为这个答复不能让他满意，所以一早就来到区社会矛盾调处中心，申请行政复议。
　　怀柔区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副主任张建民对记者说，这是好事，说明我们的村民知道了反映自己诉求的合法渠道，知道怎么理性维护自己的权益。你看这个大厅接访人有人民调解员，有法院、司法局的干部，还有农委、劳动、建委、城管、市政等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这就是我们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三调对接，下面调处不了的矛盾将在这儿化解。

　　整合资源变单兵作战为集团作战

　　张建民说，2006年6月，“三调对接”之前，我们就建立了五级调处社会矛盾的网络：区里设以信访办为依托，司法和政府职能部门参加的社会矛盾调处中心；乡镇、街道也设调处中心，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合署办公；村(居)委会、企事业单位设调解工作站；村民小组、居民院落设调解小组；农村每10户，社区按楼门设调解信息员。这个网络中，下一级对上一级负责，力争做到小事不出乡镇街道，大事不出区。
　　为什么要“三调对接”呢？张建民说，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利益调整产生的矛盾导致信访高发，这说明社会矛盾没有及时化解，原因是：现有的信访调解部门力量不足，职能单一，难以承担情况复杂、涉及范围大的社会矛盾调处；而从事社会矛盾调处的部门又各自独立，缺乏协调和制约，没有形成上下联动，老百姓遇事不知该找哪个部门，久而久之，小事也酿成了大事。
　　而“三调对接”就是把调处社会矛盾的资源整合在一起，群众进了这个大厅，就算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地方，需要人民调解的，人民调解；需要行政调解的，行政调解；需要司法调解的，司法调解。我们这儿是山区，老百姓来一趟不容易，所以把相关的部门都集中在这个大厅，目的就是为方便老百姓。老百姓来了，看看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就由相关部门的人员解决。
　　区社会矛盾调处中心接访科科长陈小锋给记者讲了一场他亲身经历的“集团作战”：2006年9月4日，调处中心突然拥进200多个安徽籍农民工，要求政府帮他们讨要在杨宋镇中影基地施工时没有拿到的工钱。经过了解，陈小锋等工作人员发现，这些农民工曾在一个姓胡的包工头手下打工，他们在中影基地的工程质量，甲方不满意，更换了施工队，这些人便去了昌平区小汤山的另一处工地打工。甲方更换施工队，使胡某挣不到甲方的钱了，胡某便利用甲方还没有给农民工结算这一事实，恶意讨要债务。原本说好的90万元工程款，在他嘴里变成了180万元，不给，就组织农民工上访。
　　针对胡某恶意讨要工程款的行为，调处中心的工作人员将不同工种的农民工分成不同的小组，直接和农民工对话。陈小锋说，我们当时就和农民工们说，你们讨要没拿到手的工钱，政府支持你们，也会帮助你们。但对恶意讨要工程款的行为，政府是要打击的。因此希望你们说实话，讲讲工程款到底该是多少？农民工说，胡头不让我们说，我们也怕说了实话他扣我们的工钱。为了打消农民工的顾虑，工作人员决定将来结算，直接把工钱发到农民工手里。
　　木工组先说了实话。调处中心就先和木工组算清了他们应得的工钱。钱发到农民工手里后，为了让他们心里踏实，调处中心和警方联系，找车把他们直接送回昌平的小汤山工地。钢筋、砖瓦、水暖等小组见木工组结清了工钱，也纷纷和工作人员说实话，都拿到了工钱。
　　陈小锋说，那些天，我们这个大厅里住着不少民工，除了帮他们结算工钱，还要照顾他们的生活。这就是“集团作战”，经过建委、农委、劳动保障等多个政府部门的通力协作，干净、利索地调处了这起二百多人的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