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直门南大街22号院，一个普通 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属居住区，2006年9月10日晚，一代大师、我国著名知识产权法专家郑成思教授在自己的家中悄然而去了。
　　两天后那个凄然的黄昏，轻轻地叩响郑老师的家门，没有声音；徘徊之后，再次轻轻地叩，还是没有声音；犹豫间，那扇门被眼睛哭得红肿的两个年轻人打开。
　　小小的灵堂设在大师生前长期伏案的书房里，他那谦和而朴实的微笑永远地定格在照片上，他那真挚而坦诚的目光永远地遗留在镜框中，让人无限地怀念与感伤，深深地鞠了三个躬，止不住地泪流……
　　这是一个简陋、拥挤、仅有八十多平方米的三居室，一间是郑老师的书房兼卧室，另两间卧室分属于他已经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的妻子和毕业于北大的小女。
　　3个屋子里没有一张像样的床，清一色的单人床全部由4个凳子加上一张大木板搭制而成；家里没有一件像样儿的家具，几把椅子还是夫人杜丽英从社科院美国所处理的家具中以每把10元的价格购得；家里没有一个衣柜，夫人卧室内的桌子旁立着一个带拉锁的花色衣橱；家里没有高悬的华丽灯饰，屋顶吊着的是教室用的那种普通管灯；书房内没有一个宽大的写字台，可能是80年代流行的浅黄色书桌上堆满了各种书籍和书刊，只能放下两只胳膊肘的书桌左侧，一只陈旧的台灯孤零零地挺立着，正对着那排让人肃然起敬的书柜……
　　无论你相信不相信，无论你理解不理解，这就是声名显赫的郑成思教授生前工作、学习、出巨著的地方；无论你崇拜不崇拜，无论你敬仰不敬仰，这就是2004年、2005年、2006年，连续3年被英国《知识产权》杂志评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50位知识产权界人物”之一的郑成思不肯离开的家。
　　这是否就是“衣可简食可简著书立说求是”的写照？
　　仔细寻找那台据说最后几天大师已经没有力气握住的电话机，希望再次听到他那老顽童般的声音；希望再次听到他犀利与风趣的言辞；希望再次听到他“研究知识产权一定要懂得牵牛鼻子”的老调重谈；希望再次听到他提起中国产品受挤压便声高八度的嘶哑；希望再次听到他谈及数字图书馆定义便不能自已的激辩；真希望再次听到他轻松的自嘲“我比王选强，我还打赢了官司，虽然两年间焦头烂额，但到底还是赢了，我碰上了全国模范法官宋鱼水，她费了很大劲来学习知识产权知识，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一切都不能重现，除非时光有轮回。
　　郑老师走得太早了，年仅61岁，令亲人、朋友、同事、弟子悲伤不已！
　　夫人杜丽英肝肠寸断，握着记者的手不停地颤抖，“去年5月份做完淋巴癌手术后，医生让他每3个月去复查一次，他只去了一次，嫌医院人多，就再也不去了。房子住了十多年，他怕装修耽误工作，坚持不让装。”
　　“老郑每天只睡六个多小时，凌晨三点多起床，有时一坐就是十多个小时，不停地在那写啊写啊。不久前为给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讲课，光讲稿就改了五六遍。”
　　“前些年家里条件差，连给两个女儿买5分钱的冰棍都舍不得买，这几年条件好了，可他除了买书，觉得买什么都是多余；他睡的那个木板床中间断了一块板，也不让买新的，先是垫了块纸盒子，后来又找了块胶合板凑合着换上了；法学所只有我们家老郑穿得最破，跟要饭的似的；出去开会，从来也不吃宴会，害怕耽误时间，我们老郑一天福也没享就走了。”
　　“他一年要写两本书，去年刚做完手术，他就躺在床上说，让我和女儿给记录，他说要跟时间赛跑，老郑是累的啊……”
　　夫人泣不成声的幽诉让我不忍心再多留，赶往位于北沙滩的社科院法学所，这里的气氛同样愁惨。
　　法学所党委书记陈甦教授对记者说，长期超负荷的忘我工作，郑老师已经是严重的身体透支，他最后的身体已经是很弱了，坐在车里，车子颠簸一下可能都会浑身痛，他真的是太累了。
　　郑老师的第一个博士后徐家力泪流满面地倾诉着：“郑老师太好了，我们一起去日本时，日本最有名的中山信弘教授几乎是带着崇拜的心情与郑老师相见，那种尊重出乎我们的意料，郑老师自己却一点架子也没有，领着我们同去的人每顿饭吃日本拉面，吃得我们真不想再吃了。他从来不把吃和穿当个事，可对学生的境界和专业要求却很严格，要求我们学英语，英语好一点的学生要求学德语、法语、日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