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希钦主任提出的“四个转变”，是把人们针对黄金周做出的诸多反思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概括。因此，“四个转变”应该被视为一种顺势而为。具体来看，四个转变都有具体内容为依托。

　　假日经济转向社会福利，是一个由经济诉求向权利诉求的转变。极不情愿之下，得不到休息权的人，生活中还有很多。而保障每一位公民享有闲情逸致的条件与权利，尚有巨大的作为空间。试想，如果闲情逸致只局限于机关、事业单位、规范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或者有钱、有闲的先富一族，这个话题也就无法上升到大众层面，意义也将大打折扣。

　　大众观光转向休闲旅游的转变，是一个从简单“从众化”诉求向复杂人性化诉求的转变。早有专家呼吁，黄金周应该引入幸福指数、科学指数。大众观光式的窄角思维，把人们引向有限的传统旅游景点，“挤”、“急”、“险”、“累”之下，幸福、科学自然无从谈起。而只要可以满足自己的怡情表达和某种情结，只要能够在观赏性之外还有更多的参与性、娱乐性，民俗游、“红色”游、农业游、生态游等，人们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呢？问题在于，目前的休闲品种开发，制度设计上的鼓励、引导还远远不够。

　　拉动内需转向兼顾扩大就业，是一个从单纯消费视角向供需双向视角的转变。休闲是一项产业，而既然是一项产业，就应该考虑如何从“供”与“需”两个方面最大限度地释放能量。有政协委员认为，在“五一”“十一”之间，长达5个月“无长假间隔”太长了，应在中间增设一个新的法定黄金周，笔者认为很有道理。因为休闲产业遇到长达五个月的间隔，产品的开发、就业的推动作用，必然会大大降低。

　　数量调控转向质量调控，是一个从单一价值观向综合价值观的转变。质量调控，就是要强调以人为本，以休闲者的感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不是一些意义有限的经济数字。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黄金周”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大多数人确实增加了闲暇、享受时间；忧的是“黄金周”里太多的诸如乱涨价、服务缩水等不快之事，还没有一个制度化的防治通道。此外，黄金周毕竟不是旅游周，普通百姓还有很多个人琐事需要处理，但是政府机关、窗口行业的停摆或简单应付，让黄金周里的人们反而找不到日常的方便。

　　“四个转变”的提出让我们在送走这个黄金周的同时，对未来的黄金周也充满了新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