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崇义说，直至今天，还没有任何组织拿出过一份经验数据，证明先刑后民取得了良好的司法效益。倒是先刑后民带来的诸多流弊，却是有目共睹，屡见不鲜。显然，作为一项经验标准，先刑后民的功能是被先验地假定了。对于绝大多数刑民交叉案件，先刑后民并不具有实践上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事实上，先刑后民若作为一项普适的法则，必须以被害人提起诉讼请求非得先行解决犯罪问题为条件，但由于民事诉讼的独特证据规则和处分原则，这一条件已经被挤压到仅在非常有限的极个别案件中成立。先刑后民在绝大多数刑民交叉案件中并不正当。
对此，樊崇义认为，从本质上讲，先刑后民，或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其初衷都是为了及时救济被害人，但由于忽视了民事诉讼自身独立的特点，结果却变成了被害人必须遵守的一项法定义务，从而成为其实现权利的桎梏。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人主张废除，用独立的民事诉讼程序解决被告的民事责任，这是矫枉过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虽然存在赔偿范围过窄、延误被害人赔偿、刑庭法官难以胜任民事审判等缺陷，但在诉讼费用缴纳、证据提供等方面存在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将先刑后民视为被害人可以自主决定是否行使的一项权利，那么，先刑后民的弊端自然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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