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井集团的员工向记者透露,比例悬殊的分配方案令古井集团波澜跌宕。自改制方案通过后,古井集团随即发生了一场人事地震:集团到旗下的多家子公司,有多名高层的职务被撤掉或被调离到其他岗位,不少员工采取罢工等过激行为以示抗议。
“集团要改制,高层肯定会有人出事,首当其冲的就是王效金。”该集团的一位员工说。
“自己给自己打分”
在古井集团职代会上,王效金还说过,为了顺利实现改制,“政府这次拿出1.6亿元资金作为奖励,员工的奖励大约是8600万元,管理层的奖励大约是7600万元。”对于这项无须付出资金成本的奖励,古井集团内部对此分配的争议很大———管理层占了总数额的近一半,而且,在管理层的这7600万元中,副总以上的高层又占据了3800万元。
古井集团一中层干部告诉记者,尽管政府监管部门一再强调国企管理人员的薪酬和奖励必须与绩效挂钩,但实际的绩效评估过程基本上掌握在国企高管自己手中,他们“自己给自己打分”,通过各种方式设定自己薪酬和奖励标准,有时候还出现了高管薪酬和奖励随着业绩下滑而上升的怪现象。
根据古井集团员工的反映,虽然公开财务报表所显示的王效金的年薪看不出有多高,但其实际收入却很高,像现在已经查明的王效金的亲信刘俊德动用公款炒股损失了上亿,指示子公司搞委托理财,其中收取了多少回扣?“这些所谓高管,在企业状况不错的情况下,可以名正言顺地拿很多钱,一旦企业遭遇厄运,有些人就想拍拍屁股走人,收益与风险明显不对称。”
安徽省某监管部门的一位专家称,对于企业高管玩弄种种手法为自己加薪加奖的做法,最心痛的应该是这个企业的所有者,但所有者的角色由政府来代理,政府要么缺乏监督动机、要么因信息不对称而缺乏监督能力。因此,必须要有科学的考核指标、公开透明的评价机制以及有效的惩罚机制。
企业权力构架不合理
“王效金在亳州绝对属于风云人物,古井集团有10000多人是亳州人,和古井集团经营相关的共有十几万人。2006年古井集团上缴利税2.9亿元,其中上缴亳州2.5亿元,占了亳州市本级财政的30%以上。”古井集团一位内部人士说。
由于对市里贡献巨大,古井集团被称为市里的财政银行,“亳州什么时候需要钱了,基本都是找王效金,而且市区三分之一的人都和古井集团有关,几乎没有人可以动他。”
外部监督若有若无,内部监督也基本处于真空状态。在改制初期,王效金“想方设法弄掉与他意见不和的高管,重新提拔上来一些人”。这样内部基本也就没有人敢监督了。
“这其中还有一个国有企业权力架构的问题。”上述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认为,大部分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的设立,都是建立在管理者会一心为公的基础上,认为他们会保证国有资产不会受到个人利益侵犯,会严格地遵守与执行国家各种法规法令,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而且国有资产管理法规更多的是要求管理者应该做什么,却没有一种约束的方式来引导国企领导人的个人行为。”该专家说。
亳州市政府有关人士认为,国企领导和一般的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同,不仅掌握着“人权”,还掌握着“财权”,在企业里拥有绝对的权威,往往很容易摧毁企业内部的监督体系,从而产生各种违规行为。而且在地方上,只要企业能做大做强,地方领导就满意,对企业负责人的其他行为基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时候,腐败就会趁虚而入,将利益的天平向自己的“利益集团”倾斜。
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即使出现古井集团被查偷税事件,最终也在王效金的“深刻检讨”和立即整改后而不了了之。
谁来监督国企高管
国资委有关负责人曾表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者,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对国有企业以及国有资产的管理来说,由于国有产权界定不清,国有企业管理者不是以市场化的方式产生,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一旦被任命,他仅是对任命他的组织或个人负责,而不是对所任命的企业或所管理的资产负责。因此,企业的经营好坏、资产管理的好坏对他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如何使任命他的组织或个人满意,这就使得如何投上级所好的行为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