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城市与农村只能用两个字描述，这就是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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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居住于农村的居民，在我们这个大中国，他们被称作农村人，他们进城市打工、做最苦最累的工作，则被冠以“农民工”。总之，非常的遗憾，城市人与农村人有着绝对的鸿沟，户籍户口便是咱中国人鸿沟的符号。记得，一位从农村基层走上领导岗位的先生曾说：中国的经济就是剥削农民的经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真切领会其内涵真谛。

前一段时间，就中国通货膨胀与否，一些部分和所谓学人给其编了一个名字叫＂结构性通胀＂，理由指粮食价格上涨并不会带动全面通胀，从现在的局面看挂这衔那衔的专家们都是门外汉，比花瓶还差劲，既不中看也不中用。

言归正传，我们还是把视觉转向农村，在此先给大家列几组数据。

其一：全国妇联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根据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的抽样数据，可以确认０－１７周岁留守儿童在全体儿童中所占比例为２１．７２％，据此推断，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５８００万人，其中１４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４０００万人。其二：据2006年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超过六成农民工的年龄在16～30岁之间。他们的教育水平不高，多数只能吃“青春饭”，从事一些收入较低的低技术及体力劳动工作。据悉，女性打工者如今据估计已经占农民工总数的40%%。不少年轻的农村女孩在初中或高中毕业后，都希望离开农村，除了帮补家庭外，也视之为脱离农村生活的出路。

这些事实说明，农村问题已经社会化、城市化了。社会化很好理解，而城市化则值得探讨。于此，城市化的载体就是我们辛劳的农民工。所谓的农民工，实际就是农民工人。农民工是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农业户口，但从事着非农业的工作；他们生活在城市，但又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的生活。传统意义上讲，他们既不是真正的农民，也不是真正的工人。于是“社会的不公与偏见”干脆给了他们一个有概括性的名字“农民工”。

追溯历史。1951年7月，公安部颁布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建国以后最早的一个户籍法规，使全国城市户口管理制度基本得到统一。1955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度，从而统一了全国城乡的户口登记工作。1963年，公安部依据是否吃国家计划供应的商品粮，将户口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1964年8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该文件比较集中的体现了处理户口迁移的基本精神，即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此规定堵住了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的大门。户籍成了农民兄弟的枷锁，也成城市剥削农村的手段。

近日，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会”上发言中指出，要调整理顺务工和务农收入的比价关系，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 ，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导致价格与工资的螺旋式上升，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可见，当局给农民是怎样的歧视，不知道谢伏瞻是来自农村还是城里，天天把饭吃有没有感觉羞愧啊。

去年，前段时间，有记者在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提问：大赦国际发表报告称，中国经济“奇迹”是以牺牲农民工利益为代价的。请问发言人作何评价？发言人首先是否认：“这种指责没有依据”；然后又留有余地：“不可否认，在中国一些地方，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那么，在中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是“一些地方”，还是一个宏观的定性结论？

自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农产品价格虽不能说原地踏步，但剪刀差日渐扩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剪刀差的日渐扩大在很大程度上讲并非市场形成，而是通过行政手段调控所致。在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流血流汗也改变不了他们弱势、边缘群体这个社会地位是铁的事实。当追日般劳作仍然不能换回孩子的学费时，农民提着行囊进城了。当矿难的噩耗传来时，死难者的身份几乎清一色是农民工，然而社会福利、劳动保险、养老基金这些与农民工没有丝毫关系，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