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漂亮的姑娘们不时探问过往车辆是否顺路。因为公交运力不足，能源紧张，卡斯特罗号召民众搭顺风车，其中也包括所有公家的车。

卡斯特罗从不讳言古巴问题重重，比如供应短缺，几乎所有的供应点都要排队，无论是酒还是面包……也曾有针对政府的骚乱发生，曾给卡斯特罗担任中文翻译的王政透露，最艰难的时候，卡斯特罗甚至要只身犯险走入游行队伍，靠个人魅力和口才平息群众不满。然而，在卡斯特罗突然倒下甚至交出权力，全世界都睁大眼睛看着古巴，以为这里将发生些什么时，古巴却风平浪静。

开车途经因凡塔电影院，正碰上一个国营冷饮店供应冰激凌，排队的队伍蜿蜒上百米，但所有人却耐心而有秩序，“你们不是来看卡斯特罗的古巴吗？喏，这就是了。”王政朝车窗外努努嘴。

“爷爷的一块钱”

哈瓦那“天坛饭店”的老板陶锦荣是古巴一个热心的旁观者。说起卡斯特罗和古巴民众的关系，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爷爷”希望能给自己的孩子每人一块钱，并为此殚精竭虑。

食品、家用电器等政府配给的生活物资就是卡斯特罗给人民的“一块钱”，“一块钱”其实还包括了从生到死的免费医疗，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

革命成功后，卡斯特罗首先把自家的庄园与农场收归国有。他和普通古巴民众一道领取微薄的工资，并且不允许自己的任何一个子女做官或者经商。

所以尽管凭本供应的物资不足维持普通家庭的用度，这“一块钱”还是让卡斯特罗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让他可以在随后的30年中放手实践“纯粹的、理想的、完美的社会主义”。

巴西人阿拉玛尔这样描述革命前的古巴：“这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贫穷、卖淫、贩毒和走私的跳板，独裁者的藏身之地，赌场洗钱的乐园……”与此相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对百姓而言，不是天堂，却足以安身立命。“卡斯特罗曾经多次强调，没有谁比古巴更有资格对美国式的民主做出评价，因为他们曾亲眼目睹古巴是如何被败坏的。”王政说。

对大多数古巴人来说，他们热爱卡斯特罗，或许就是因为他让他们活得比原来好。“‘爷爷’没想过从孩子那里拿钱。”陶锦荣说。的确，前苏联的援助曾帮助古巴实践“完美社会主义”的理念，但到1991年苏联解体，卡斯特罗只来得及完成一个半成品。很多人记得那之后的一段日子——即使国家凭本供应的大米、黑豆也会短缺，至于肉和蛋，更是几个月都难见到……

1991年至1993年出任中国驻古巴大使的陈久长有过亲身体验。在陈大使夫人的记忆里，“那时古巴连外国人特供商店里的商品都十分有限，普通商店更是空荡荡的，除了苍蝇四处乱飞。”

在没有弃儿和乞丐的古巴，宾馆附近出现了拉客的姑娘和向外国人伸手要钱的男孩；偷渡严重、人心浮动……

是否应该恢复“农民自由市场式”的小商店和摊贩，让他们漫天要价？这个问题卡斯特罗犹豫、反复了近十年。终于，在他率领起义者攻打“蒙卡达兵营”40周年时，他宣布改革，“暂时放弃纯粹的、理想的、完美的社会主义”。

而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的解释是：“当古巴党和政府面临革命崩溃的抉择时，与其自我灭亡，不如冒险搞改革。”

卡斯特罗的忧虑

每人每月的10个鸡蛋，现在还经常无法足额供应。米莉安有空就去供应点，碰到来货，就马上买回来。不过她说，与十年前相比，“很少停电了，允许使用外汇券CUC了，能买到的东西也多了”。

哈瓦那街头的外汇兑换点常排着长队；使用CUC的商店，商品更丰富，自然顾客盈门；桑哈大街的Cuatro camino农贸市场，小贩们高声地叫卖西红柿和土豆；涉外酒吧经常能听到古巴乐队的演唱。

这一切都源于卡斯特罗14年前作出的改革的决定。

上世纪80年代，卡斯特罗也曾短暂尝试过“市场经济”，但贪污腐败、投机倒把立即卷土重来，卡斯特罗的一位亲密伙伴——古巴安哥拉派遣军司令奥乔亚将军甚至因此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