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一名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的女孩在记者柴静的博客里留言，想通过全国两会代表帮她提交《安乐死申请》议案。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安乐死的讨论。

    “生、老、病、死”是自然界的定律，也是人人必经的道路。对于“生、老、病”的发生，大多数的人均能顺其自然，唯独对于“死亡”，从古至今不仅充满了恐惧与不安，也往往引起社会广大的讨论。对于生，通常之观念是人不仅生而平等，而且人人有生之权利。然而，对于人有无死的权利，理念上的差异就显现出来了，并由此引出：人在患绝症之后，在临终前，有没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于是，就引出旷日持久、至今尚无普适性结论的安乐死、尊严死之争。

    不仅是对于中国而言，而且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从法律上规范安乐死，或者说尊严死、自然死都是一个难题。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围绕安乐死这一议题，在争论的同时，不仅有许多司法判例可供参考，而且可供借鉴的立法例也为数不少。所以，在探讨安乐死的法律规制时，有必要对西方发达国家司法判例和立法例做一番考察。

    一、安乐死、尊严死与死亡协助概念厘清

    随着安乐死之争的持续，安乐死作为一个名词为世人所皆知。但是，对于安乐死的理解，特别是基于法律角度的认知，则出现了诸多分歧。“安乐死”（euthanatos）最早出现于古希腊时期，指的是美好的、恰当的（eu = good、appropriate）死亡（thanatos = death）、安祥而有尊严的善终。随着观念的更新和概念的演进，现在人们所讨论之安乐死，通常是指对于那些濒临死亡的不治之症的患者，为了缓和、消除其强烈肉体的痛苦，通过医学手段安祥地结束其生命。

    对于安乐死，从古到今人们在理解上都存在着诸多差异和混淆。在希腊时代，安乐死是一种哲学的、非医学的任务，代表轻松的、无痛苦的、无负担的死亡，是美好的死亡，一直与美好的生命之塑造密不可分。直到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法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将安乐死赋予医学上的意义，认为面对无痊愈希望的疾病时，不失为生命中一种缓和的舒适的出路，此种安乐死之形式已超出对于临终者的陪伴，而是医师的责任。随后安乐死又被加入神学的因素，认为安乐死是从人世间的世界，以一种温和的、安祥的，无痛苦的方式过渡到另一个的世界。二十世纪时，希特勒以慈悲死（mercy killing）、安乐死的名义导演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同时，安乐死在英、美等国出现“嘱托杀人合法化”、“帮助自杀的推广和引导”、“末期病人的拒绝治疗权（the right to refuse treatment）”等诉求。随着安乐死在荷兰等国的合法化，安乐死实施产生了“陡坡现象”----范围的扩展-----先前适用于身体方面的晚期疾病，逐渐扩大至慢性身体疾病，再扩大至忧郁症等心理疾病，最后扩展至先天残疾而无法表达意愿的新生儿。

    除此之外，随着生物医学科技进步，在西方国家所衍生出“消极的安乐死”与“积极的安乐死”争议，由于前者指建立在晚期病人拒绝医疗救治的基础上，目前也被称为“尊严死”、“自然死”。从而，不仅造成民众不易区别，即使医疗专业人员大多也无法了解其内涵。由于定义与分类上容易产生误解，故目前有越来越多之学者主张以“死亡协助”代替“安乐死”的用语。

    为此，本文也以“死亡协助”作为解决“安乐死”、“尊严死”以及“自然死”等概念上之差异和混淆。其原因在于：第一，安乐死之概念为多数国家所弃用。如德国使用“临死协助”，避免使用“安乐死”的古典用语。第二，“死亡协助”较“安乐死”、“尊严死”以及“自然死”中性，不仅可避免安乐死在名词上之误解与误用，而且也可以解决自然死或尊严死范围的局限性及情绪性。第三，这一概念选择也符合安乐观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