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学家”，这是一个关系到法学家角色功能和价值定位的重大问题。最近，“大器晚成”的行政法学泰斗王名扬 教授在九秩华诞之际用自己的学术生涯为我们磕响了追寻这一问题答案的大门，他留给每一个关心中国法学发展与法治建设的人一连串思考。
　　在我看来，法学家首先是人，其次才是最能理解人性、最关注人与社会同步发展，并善于发现那些在人性与社会性之间同时实现个人利益满足与社会和谐平衡的规则的人。在规则之治的背景下，每个法学家都代表着一种可供社会选择参考的经验法则、制度准则和生活守则，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学家是社会通向法治的向导和参谋。然而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社会更被称之为“流动的社会”，在休闲娱乐生活大行其道，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不断占驻“新新人类”心灵空间，大众生存方式逐渐打上信息化烙印，社会在激烈的流动中越发呈现多样性与个性化的今天，窃以为，法学家这一特殊的职业在流动的社会中既要实现其社会价值同时也要满足个人发展，这势必就要求法学家首先必须具备很强的与外界互动的能力。
　　在思想领域内，法学家应当具备与先进的法学文明成果互动的能力。先进的法学文明成果或许是民族的，但必定也是世界的。作为专门研究法律的专家，不能不对当今世界先进的法律思想和法学成果有着深刻的理解，要做到这点，除了需要学术智慧更需要学术勇气。强调法学家要与先进的法学文明成果互动，其实是有根据的。当下确实有着不少被冠以法学家头衔的人，凭借着“拿来”的境外的所谓先进法律制度，原汁原味“出手”，占据学术阵地。法律界有人戏言有的人是昨天看到台湾的东西大家不熟悉就拿来台湾的，今天日本的东西新鲜了又上日本的，明天英美的时尚了再上英美的，后天剩下德国的还没人论及又转而上德国的等等。但是这样的“互动”充其量只是一种功利和浮躁的摆弄罢了。真正的思想上的互动，不应该是追名逐利的，而应该是对法治精神和法学精髓本质的追寻，在“借来”的同时发挥个人的智慧，在互动中创新，这样，在法学思想的移植中才有可能实现民族文化与世界先进文化的互动融合，从而才有可能借助法学的“世界语言”道出我们自己的“本土语言”。
　　在研究领域内，法学家应当具备与民众的自由期盼与利益呼声互动的能力。法学家应当倾心关注民众的利益呼声和民主诉求，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研究或许能够取得不菲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却未必是当前民众最需要、当今社会最适合的。研究现实中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解决关乎普通大众当前最根本利益的法律问题，当是一个真正的法学家应当肩负起的使命。
　　在实践领域内，法学家应该具备与法治进程的前进步伐互动的能力。法学研究成果如果仅仅只是停留在学术研究的表面，而不能触及一个国家的法治进程，这将是法学家的悲哀。法学家们应当尝试着通过各种手段将法学研究成果转化成可以为最高领导层和立法界接受的现实制度，并最终转化为一种生产力。在法治进程中，法学家除了著书立说，恐怕还得在更多的场合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实现法治鼓与呼。社会兼职也好，游说演讲也罢，甚至兼做法律服务，只要是积极“入世”的、不纯为功利而为的推动法治进程的工作，就应当提倡而不是轻视。
　　在世俗领域内，法学家应该具备与丰富多彩的生活互动的能力。研究法学是一种高尚的职业，更应当成为一种体面的职业。法学家首先是“人”，单调甚至清贫的生活不仅不应成为法学家生活方式的注脚，而且对于培育法学家的学术激情和学术智慧来说根本就是一种障碍。所以社会在索取法学家智力成果的同时，也应当回馈法学家以良好的生活环境。同时，法学家也应该学会享受生活，在五彩斑斓的生活中吸取营养、蓄足动力。如此，当法学家的生活激情与学术研究激情碰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自然有理由相信其所迸发出的思想火花一定会闪耀出更加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