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网记者 袁定波

    “目前，人民法院组织法正在酝酿修改，力争在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将法官助理的地位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2008年初春，乍暖还寒。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的一间办公室内，有关法官助理制度改革的探讨正在热烈的进行着。

    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提供的信息表明：经过三年多的法官助理试点改革，多数试点法院的上诉率和上诉案件发回改判率明显降低，案件调解率保持较高比例，当事人对承办法官的投诉逐年减少，审判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

　镜头由远及近，法官助理制度试点改革的步履逐渐清晰起来。

　法官助理地位有望法定

　　镜头一：

　2000年2月20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经济庭“三二一审判机制”改革开始试行，由三名法官、两名法官助理和一名书记员组成的审判组织出现了，时任该庭助理审判员的白月涛，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法官助理。

　作为改革中的实践者，白月涛至今仍记得这一改革带来的变化：有个案子，需要去工商局调取13个档案，这要在过去就得跑工商局13趟，现在去了3趟就完成了调取，避免了过去很多重复性劳动，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了。

　法官助理制度改革打破了传统一审一书的审判模式，从收案到结案法官不再大包大揽，使得法官得以集中精力审判，保证了审判资源的合理利用。

　时任该庭法官的赵洪波对此深有体会。过去，每个法官每月要审结20件案件，法官与书记员每天都要加班加点，但是职责不清，法官和书记员一样，什么都干。改革后，由于职责明确，分工负责，法官中立裁判地位得以强化，案件审结率有了明显的提升。

　最高法院声音：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管理部处长陈海光告诉记者，三年以来，许多试点法院，以法官助理改革带动全局工作发展。

　但是，目前仍有一些法院混淆了助理审判员和法官助理的原则区别，认为建立法官助理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压缩法官数量，还存在指导思想不明确、思想工作不到位的情况。

　也有不少法官质疑辅助人员调取证据存在合法性问题，有的法官还提出法官仅凭“坐堂问案”，庭前没有机会向当事人了解情况，在情况不明下开庭难度太大，并对法官助理的素质及工作质量能否达到法官的要求提出质疑。

　据悉，正在修改的人民法院组织法，有望将法官助理的地位确定下来。

　“当然，这项制度由法律确定下来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只有试点法院实践探索成熟了，政策到位了，模式定型了，才可以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也就是说，试点探索得越好、越完备，这项制度法律地位的形成才会越快。”陈海光介绍说。

　法官助理职责将细化

　　镜头二：

　小邢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四庭的法官助理，他主要负责收案，对案件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属于本庭受理案件，然后通知被告领取起诉书。被告到庭后，小邢还要向其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并向其了解案件的争议情况，安排双方当事人庭前证据交换，确定开庭时间。对双方争议不大的案件，他将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庭前调解。

　记者了解到，三年来，试点法院实行“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审判人员组合和工作模式。这一审判组织模式是以法官为中心，法官行使审判权，主持庭审、作出裁判、签发文书；法官助理承担调查收集核对证据、审查诉讼材料、接待安排案件当事人等与审判工作有关的程序性事务；书记员负责记录。

　最高法院声音：

　“法官助理试点的情况显示，在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在同一法院内不同审判业务部门，在不同的审判程序中，法官助理的职责、配备、管理、运行等方面均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必要的调整。”陈海光介绍说。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助理的职责履行、作用地位以及审判组织运行机制仍出现不同程度的异化，一种表现为法官助理实质上的越权，对简单案件变相行使裁判权；另一种表现是法官助理履职不到位，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均不能在工作中找到自己准确的位置和作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的审判机制顺利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