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孤独——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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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来源; |
中国普法网 |
发表日期: |
2007-4-28 17:40:20 |
17、18世纪的西方终结以后，科学的勃兴、工业文明的实现在19世纪又塑造出了人的“理性”之神，理性过度的自负也迎来了它自身的悖反。尼采开启了“现代性除魅”的时代，对于理性的反思、对所谓正当性与确定性的质疑与反叛贯穿了20世纪社会思潮的始终。事实上，知识社会学的确也在参与着那延续至今的“后现代解构的狂欢”，而唯一不同的是，这种知识论的解构是“彻底”的，它最终将解构的矛头指向自身，指向作为知识的“建构者”本身。正如布迪厄所言，这种彻底的质疑本身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因为它隐含着具体研究与学习过程中所特有的困境，即研究者一方面既必须学习已被检验过的现实建构工具（研究范式、问题框架、概念、技术、方法等），同时又必须具有一种严肃苛刻的批判性情，表现出无畏地质疑这些工具的倾向。这种知识论的解构在某种“激进”和“彻底”的面目之下恰恰隐含着悲壮的悖论：“只要行动者以某种主观性为基础展开行动，他们就总是只能充当‘以解构为真正主体的那些行动的表面主体’；而反过来，如果他们通过反思性地把握他们思考和行动的各自范围，越是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社会性存在，就越是不可能被限制他们的外在客观性所驱使”。在这里，这个知识分子的深刻悖论也造就了我们的疑惑：如果说把知识论上的“反思性”贯彻到底的话，如果说经由知识而建构起来的正当性因此而被彻底解构的话，我们将走向何方，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再次堕入“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泥沼？对此，布迪厄开出的药方是知识分子在反思性基础上的能动性与再创造，而福柯所倡导的则是知识分子在自己专业领域实现对权力的批判。然而，在我看来，无论是布迪厄的能动反思还是福柯的积极批判，实际上都反映着“现代性除魅时代”在寻求正当性之问题上的深刻危机：当上帝的神圣、自然理性与人之理性都不再作为正当性之基础时，甚至连“知识系统”之于人的“建构性”都被深刻揭露出来之后，我们何以寻根？我们何以寻求判准？
在我看来，“理想图景”在邓正来那里有着双重意蕴：首先，理想图景是人为“建构”出来的，是“知识生产”的结果。尽管表面看来理想图景作为被建构之物，必须经由知识生产者的理性思考、取舍、整合、创造并最终“表达”出来，事实上它却完全可以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构建：一种方式是由大规模的“知识引进活动”所达致的，即通过知识引进者的认可、接纳与“再表达”，普遍地把源自外部的（如西方国家）“知识系统”的部分或者全部（如现代化理论）引入我们原有的知识系统，并将其“构建”、“整合”为我们自身知识系统的一部分，用以解释、解决我们当下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正是经由这一过程，在我们有意识乃至下意识地向西方寻求理论支援，并不加批判与反思地将其用以“构建”我们的“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之时，那种外来的知识或知识系统不仅潜在地支撑、乃至决定着我们所思考的问题以及思考的方式，更重要的是，那种知识系统背后所承载的关于对“现实”的理解与对未来的想象——理想图景——已然成了决定我们思考的理据和出发点。显然，邓正来这篇长文所着力批判的正是我们缺乏反思的“大规模知识引进运动”所导致的“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的缺失。与之相反，另外的一种方式却是更“自主”与更“原创”的方式，如邓正来引为参照背景的西方大规模立法年代的自然法所提供的“理想图景”，或者是西方传承至今的自由民主社会的“理想图景”，它至少是经由社会群体互动的方式在论争、积累与传承中逐渐自主演化而来。其次，理想图景作为被我们建构出来的特定“知识”也在建构着我们自身，从而也会演化出“正当性赋予”的力量。这也就是知识社会学所揭示的知识“自身运作”的逻辑，我们的理想图景一旦被以某种方式建构起来，它便以隐而不显的方式、在不断地固化为我们的思考之根据的同时，不断地获取那种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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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培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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