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封建统治阶级也正是利用百姓的清官迷信标榜“清官”及其政治的清明，用于粉饰自己对人民黑暗统治的合法性，麻痹了人民的反抗意识。从而维护了封建的专制统治。“百姓大众对于清官的迷信，更说明了这样一个政治制度的深层的结构性事实——政治国家与社会组织的严密整合，民众政治力量的极度薄弱，百姓大众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8]百姓也往往通过对吏治清明的幻想，从而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逆来顺受。他们往往把自身的解放寄托在“青天大老爷”身上，似乎“青天”一出世，社会就可以得到公正。“这就造成人们不是从封建这一制度本身的野蛮性、反动性来思考，而是认为封建专制政体这一制度本身是好的，之所以会出现统治阶级残酷压迫人民，主要是因为贪官破坏了这一专制制度。” ^[9] 　

　　总之，把吏治清明寄托于道德的根基之上，便不会产生出用制度来限制政府权力的意识，更不会产生出一部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法；津津乐道于皇权至上的清官文化，阻碍了法律至上观念的产生，更不会产生出宪法至上的观念；强化了法律道德化的清官文化，阻碍了法律与制度在技术层面的变革，便不会产生像西方宪政那样的分权制度；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美丽外衣的清官文化以其虚伪性、欺骗性维护了封建专制制度及专制文化，阻碍着宪政文化那样的反封建文化的产生。所以说以清官文化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由于其本质上的缺陷不可能产生出类似西方的宪法文化。　

　　三、清官文化阻碍了我国宪政文化的发展。　

　　中国的宪政制度是由西方传入的。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打破了中国人的自大之梦。有识之士开始把目光转向西方，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然而，戊戌变法的失败标志着君主立宪的破产；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鲸吞，民族资产阶级的宪政国家之梦也化为泡影。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以后的国民党政权都制定了完备的宪法，但却都拥有极其腐败的统治。在他们的眼里，宪法只是维持其腐败统治的美丽外衣，因而不可能有真正的宪政。梁漱溟先生说“中国自辛亥以来即是由在上者先自己宣布一抽象的自由宪法，而实际上却依然一件一件来破坏人民的自由。” ^[10] 从根本上说，由于大众化的，社会普遍认知的宪政文化是宪政国家形成的前提，而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缺少的正是宪政文化，所以在中国实行宪政是极其有难度的。而在这时，由于外有列强入侵，内有腐败的统治，既要救亡图存又要反抗国内的压迫，人民大众的清官梦早已彻底破灭，清官文化走入了低谷。　

　　新中国建立的初期，我们党保持了革命时期的优良作风，发扬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敢以惩治贪污腐败（如判处了贪污犯张青山、刘子善死刑，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等）。那时的官员是比较清廉的。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清官文化有复苏迹象。而我国的第一部宪法，在几乎经过全民性的大讨论后制定了出来，这一过程是人民群众对宪法认识加深的过程，无疑为中国宪政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这一段时期内，清官文化与宪政文化的本质矛盾并没有表现出来，看起来似乎并行不悖。文革十年，既打碎了清官文化，又打烂了宪政文化。文革的开端便是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吴晗因《海瑞罢官》而含冤死去，之后几乎所有的清官戏都受到了批判；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挨红卫兵批斗时，只好拿出《宪法》来保护自己，然而那时的《宪法》已成为一纸空文。对此，我们只能说，人治发展到了极点，不仅消灭了法治，甚至连一点文化的遮羞布都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