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宪政论是以基督教文化为根基的。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蕴涵着对人的不信任达到极至，集中表现为基督教的“性恶论”：一方面，它承认人有不可侵犯的尊严;另一方面，它又认为人有原始的罪恶潜能和无限的堕落趋势。因此，基督教文化极其重视法律制度的外在功能，不主张通过内在的完美人格去净化权力，而是强调对危险的权力施行外部的制度约束。基督教创造了“原罪说”。原罪是指“人生而有罪”，但这个“罪”不是出于个人行为的结果，而是人类由其始祖亚当和夏娃那里遗传来的“原罪”。即使是刚刚呱呱落地的婴儿，也难逃“原罪”这一罪责。因为他从出生之时起已是堕落的人群的一员。基于对人性恶的认识，得已而造成的恶果，而是人类本性使然。托马斯?阿奎那、马基雅维利、洛克、孟德斯鸠、休谟、杰弗逊、汉密尔顿西方许多思想家继承并发展了“性恶论”，逐步提出了分权思想，强调权力制约，为宪政的产生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民主是西方宪政的主要内容。在近代西方，民主思想不断发展。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密尔的“代议制”、卢梭的“主权在民”等思想都在理论上否定了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都主张权力要受约束。尤其是卢梭，他把人民主权理论推到了顶点，他的关于诸如主权不可约束、主权不可转让、主权不可分割、主权不可代表等人民主权原则，可以说是把中国传统的君民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把以前属于君主的权利还给了人民。　

　　（三）清官文化重道德约束，蕴涵圣人崇拜与神化，宪政文化则重法制规范崇尚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　

　　清官文化总是与圣人崇拜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圣人有着大慈大悲之胸怀，为民作主之精神，无所不知之智识，所以人们可以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圣人身上。具有民本思想的古代思想家们虽然并不认为一切王都是圣人，而是主张应该由圣人来统治世界。但在客观上却增强了民众的圣人崇拜心理。圣人崇拜导致了臣民对君主的人身依附，道德愚昧主义横行，忽视了人的其它知识和能力的培养，人的自主、独立的锋芒日趋消钝，弃绝了权利意识，人的理性精神不断萎缩，人格受到了极大的压抑，最后成了道德的躯壳，成了道德蒙昧者，成了统治者驭使的工具。清官文化强化了下层民众的自卑、听天由命的意识，认为只要求助于“明镜高悬”的官府，就可以得到是非判断，臣民们就没有必要用别的手段来维护个人正当的利益。这样以来，对清官的神化便愈演愈烈。体现公正廉明的包青天，原是现实的人，但经过长期的神化之后却成了“包青天”——一个虚幻的神，圣人的化身，皇权的代表。　

　　宪政文化与圣人崇拜完全相反。它强调人格独立。任何公民不论在社会关系上，还是在政治关系上都不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公民有政治权利和自由，各种政治权利和自由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整个社会洋溢着宪法和法律至上的意识，宪法和法律在人的心目中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人们也可以崇尚圣贤精神，可以崇拜某个政治人物，但并不因此就失去了个人的判断力，并不因此就把自己的命运完全托付给他心目中的英雄或伟人。他（她）始终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有怀疑的权利，有理性判断的能力，有自己的人生价值。圣人失去了灵光，个人的智慧便会放出光彩。独立自主的个人，就能更充分地挖掘自己的能力，展现自己的能力，整个社会就会充满生机。公民享有平等权。在政治上，除了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外，公民皆有参政、议事的权利；在法律上，每个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经济上，平等竞争，任何人不能依靠各种特权来谋取经济利益；在人格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尊卑贵贱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