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今日之法、今日之官，虽然皇帝“日下一上谕言维新”，也是徒劳无益(《康有为传》，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改官制，就算皇上每天都下一条上谕，那也是无济于事的。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题为《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一文，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资产阶级维新派之所以把变官制提到变法维新的首位，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手握重权的守旧官吏是推行新法的极大障碍。因为变法维新将触动他们的利益，将直接关系到他们的荣辱存亡，因此必将百般阻挠，使维新变法运动不能顺利进行。为了推动革新官制。资产阶级维新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清朝的官制吏治进行了改革。

    1、裁詹事府等六衙门

    清朝官制的一大弊端就是冗员太多，行政效率极为低下，六部之中的官员经常互相推诿，堂倌推给司员，司员推给书吏，常常是一些重要的文件变为一纸具文，外省督抚大臣要办一件事，往往要从县一级开始逐级上报，到他们手上最快有时也要数月，清政府还常常在一个职位上设置数人，以达到互相牵制的作用，最后各个官吏均懒于从事，导致一事无成。可以举个例子，清初漕运每年四百多万石，戊戌年间上有一百多万石，运米本来是商人的事，政府却设总督一级的官员办理，沿途各舱搬丁，搬运船丁等达十万人，由于冗员过多，只是每担米的运费高达18两，仅漕运一项，国家每年要支付千万两白银，成为才财政上的一大负担。新政对于官僚体制的改革，主要措施是裁减闲散衙门，裁减冗员，改变以往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的现象，以达到一种条理贯通，事权专一，提高行政工作效率的目的。光绪帝于七月二十四日颁发上谕，裁汰冗员。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上谕指出“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境外大小各官旧制相沿，不无冗滥，今日臣工条奏多以裁汰冗员为言，虽未必尽可准行，而参酌情形实亦有亟当改革者，朕惟授事命官不外综合名实，现当开创，百度事务繁多度支岁入有常，岂能徒供无用之冗费，至碍当务之急需。如詹事府本属闲曹，无事可办，其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事务甚简，半属有名无实，均注即行裁撤，归并内阁及礼兵刑等部办理等因，钦此。” 

    除了裁撤詹事府等六衙门，外地还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东河总督及不办运务之粮道，仅管输销之盐道，均着裁汰。其余京外应裁文武各缺及归并事宜，命大学士、六部及各省将军督抚分别详议，切实办理。“又外省入直隶甘肃四川等省。皆系以总督兼管巡抚事。唯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督抚同城原未划一……所有督抚同城之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并东河总督，著一并裁撤……至各省漕运，多由海道，河运已属无多，应征漕粮，以多改折。淮盐所行省份，亦各分设督销。其各省不办运务之粮道，向无盐场仅管输销之盐道，亦均著裁缺……将现有各局所中冗员，一律裁撤净尽，并将候补分发捐纳劳绩等项人员，一律严加甄别沙汰，限一月办竣复奏……”（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上谕）  

    2、酌置散卿以议庶政

    裁撤衙门之后，一大批被裁人员如何安置，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被裁衙门的人员中间不乏通达时务的人才，因此维新派除主张选拔一些有识之士充实新政机构，如农工商总局、矿务铁路总局之外，还提出一项新建议，比如康有为代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起草的《请酌置散卿折》中提到，自古设官，有行政之官，有议政之官。行政之官不可冗，议政之官不厌多。意思就是，行政官员的机构不可以太庞杂太臃肿，而议政的官员，特别是那些不担任实际职务，只负责对新政改革发表意见的人员应当多一些，并授予散卿头衔，于是在《请酌置散卿》一折中，建议置三四五品卿，三四五六品学士。光绪帝据此颁行上谕，并按品阶给予俸禄。“遵仪翰林院伺读学士徐致靖请酌置散卿一折。古有侍从之臣。皆妙选才能以议庶政。现当朝廷振奋百度。自应博采众论，广益集思，以期有俾政治。著照所议酌置三四五品卿，三四五六品学士各职……即由吏部一体开单，请旨录用，以备献纳。人著按品给予俸禄……（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上谕）。 结果不少被裁人员不仅得到妥善安置，而且还不同程度的被纳入新政改革的轨道，让他们为新政改革出谋献策。这一举措不仅有效得缓和了官员集团中可能产生的矛盾，减少了变法的阻力，而且壮大了变法的队伍，让更多人可以参与到新政中来。